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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先贤与星五聚餐会

作者:中国民主建国会阳泉市委员会信息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阳泉市委员会   发布时间: 2018-01-29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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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五聚餐会是民建先贤等实业界人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发韧于上海,逐渐形成一个以定期聚会、座谈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团体,一直延续至1952年。

  抗战内迁后,星五聚餐会在重庆蓬勃发展,频频开展沙龙活动。民建先贤等实业界人士利用星期五吃饭聚餐的聚会,谈生意,谈经济,谈畅行国货、抵制日货,谈国事、议政事,寻求民主建国之路。  星五聚餐会的发韧 《广州文史资料存搞选编》载曾参加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最初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管理股长的陈醒吾文《上海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缘起及其提倡国货的活动》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星五聚餐会就已经组成,并且有它自己的活动。星五聚餐会大概是在抗战前的1928至1929年之间就开始了。

  抗战前,上海厂商公会的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厂商会),另一个是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机联会有一次在大会之后,有部份委员尚未离场,其中有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星白、新民机器厂经理胡厥文、华生电器厂经理叶友才、中华珐琅厂经理方剑阁、灵生油墨厂经理陈醒吾等。当时大家都感到会场气氛不好,主要是无法解决对日本货倾销的问题。但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问题又很复杂,一时谈不出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后来,方液仙提议搞一个聚餐会,使大家多一些机会接触,逐步深入议论,希望可以从中谈出一些办法来。大家赞成这个意见,议定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共叙晚餐。后来征得机联会的全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约共25人都参加。当时有一位委员表示愿做第一次东道主请客,其他的委员都赞成按年龄从少到老顺序当东道主。至于聚餐的地点、方式和丰俭都由做东的决定,不拘一格。

  星五聚餐会早期的活动

  星五聚餐会最初的活动是大家聚会时交谈工厂的困难,主要是在日本货大量倾销下,中国的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求得解决。稍后,会员中偶有亲友由外地,港澳或国外来到上海,便邀请他们参加聚餐,请他们介绍见闻,也常常谈到日本货到处倾销的情况。

  星五聚餐会同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议论,逐渐认识到国货难与日货竞争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除了关税不能自主;日本货得到其本国的政府倾销政策的扶植,尤其是中国当局不但对民族工商业不加扶植,反而多方摧残之外,就实业界内部来说,各自打算,缺乏互相配合,流通渠道呆滞等等,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加以改善,国货的振兴才有希望。于是,同仁们的议论就逐渐转到工贸双方如何配合,力求打开产品的销路。

  陈醒吾文章介绍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上海市民对日军即将以武力侵略东北的消息已广泛传播,而南京当局决心退让以求苟安的决策亦已路人皆知,爱国同胞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当时星五聚餐会有人知道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同当时驻守东北的汤玉麟将军有交情。在征得黄的同意后,陈醒吾随星五聚餐会一班人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同黄炎培及该社另一位负责人潘仰尧等交换意见,讨论如何说服汤玉麟不顾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经过讨论,公推黄炎培代表上海实业界赴东北与汤玉麟会面,如汤玉麟将军答应抵抗侵略,则上海实业界愿全力支援,以财力物力供应作战需要。后据黄炎培说,他险些被日军俘虏,历尽不少艰险才能回到上海。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蔡廷锴将军统率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上海市民痛恨日军侵略,有组织地进行支援前线工作。当时天气寒冷,前方将士急需御寒衣物,在“十九路军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的号召下,几天之内就征集到大批寒衣及其他物资送往前线,使军威为之大振。星五聚餐会同仁同仇敌忾,通过各自的关系,征得一些有信用的单位作为征集物资和与十九路军联络的地点共十余处之多。

  “九一八”事变以后,曾参与此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杜重远到上海。黄炎培与杜重远是故交,某日邀杜重远参加星五聚餐会。杜重远在会上介绍了抗击日军的经过,使星五聚餐会同仁深感钦佩。此时杜重远常与机联会成员方液仙、蔡声白、胡厥文、叶友才等人接触。在一次叙会中,有人谈起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曾经说过:“在‘淞沪战争’中,不少工厂被毁,现多正筹款修复,未能正常生产;加以时局动荡,人心不安,市场萧条,因此银行资金不能充分运用,希望各厂想方设法迅速恢复生产”云云。张公权的这段话引起星五聚餐会同仁的注意,从而联想到如何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个口号,发扬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活动。为了实现这个设想,星五聚餐会同仁公推方液仙等人去和张公权商谈。张公权完全赞同星五聚餐会同仁的设想,并表示愿在银行业务许可的范围内,给予优惠待遇。

  抗战内迁后的星五聚餐会

  “几年之内,星五聚餐会举行聚餐数百次,对上海实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耿密和潘洵在《抗战时期西南实业协会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中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等沿海实业界大规模内迁。“星五聚餐会转移到香港继续进行,由于工厂之内迁,国外器材之采购,国货产品之外销,亦有相当之贡献。星五聚餐会因其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之大,逐渐成为工商实业界关于经济问题的论坛活动。这一活动为后来成立的西南实业协会所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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