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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苏民思广益 经纶裕国志大成

作者:中国民主建国会阳泉市委员会信息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阳泉市委员会   发布时间: 2018-01-29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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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钧(1887-1978),江苏省靖江市人,名金生,字国钧,号丽川。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刘国钧就以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身份登上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历史舞台。以后,他在这个大舞台上,有声有色地编演了纺织印染工业光彩耀日的场景,令世人瞩目。

  1950年回国后,他继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兼副董事长。除了从事经济工作外,他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民建江苏工委主委、常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1978年病逝,享年91岁。

  “实业苏民思广益,经纶裕国志大成”。他为中国现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称他为“民族纺织工业的骄子”。 陆定一题词的“敬业乐群”、胡子昂题词的“慎爱勤诚”、刘靖基题词的“忠信笃敬”正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1909年,在奔牛镇与人合开和丰、同丰两家京货店。

  1916年,刘国钧与人合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开工投产。

  1918年,独资创办了广益布厂。

  1922年,创办了广益二厂。它是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

  1927年,将广益布厂和广益二厂合并。

  1930年,盘下大纶织布厂,改名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

  1933年,将独资经营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二厂)。

  1936年,在大成二厂对面建成大成三厂。同年,与汉口震寰纱厂合作开办大成四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成公司受到严重破坏。

  1938年,将贮藏在上海的资金和设备,以英商的名义注册,开办了安达纺织公司。又与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作,在重庆创办大明纺织染公司。至此,大成公司被迫分散在汉口、上海、常州等地分散经营。还在重庆、昆明、越南河内、缅甸仰光等地设立办事机构。

  抗战胜利后,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常州三个工厂的生产,到1948年,三个厂的生产已超过战前水平。

  1948年,赴香港,开办东南纱厂。并移居香港。

  荜路蓝缕。“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地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从而创造了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奇迹,被誉为“纺织巨子”。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说:“像大成公司这样,八年增长八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对手。

  “征服东洋货”

  1924年,刘国钧和友人一起,专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他发现,日本工厂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回国后,刘国钧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果断地决定改变“广益”的生产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色布,避开与其它厂的重复。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工序,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润。“广益”生产的各种布,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得优等奖,使一些资金雄厚的纺织厂也不能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色布,避开与其它厂的重复。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工序,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润。

  刘国钧所采用的产品商标,一个叫“蝶球”,图案是大小蝴蝶飞舞在地球之上,寓意是“无敌于天下”,因为上海话“蝴蝶”与“无敌”发音相近;另一个叫“征东”,图案上薛仁贵横刀立马,寓意是“征服东洋货”。显示了刘国钧要同洋货一比高低的志向。这两种商品的质量都很好,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而且还销往国外。

  “我们厂就是个社会”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是著名的“三个一点点”:“质量好一点点,成本低一点点,价格高一点点。”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对象。1932年和193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那样,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深知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聘请专家管理工厂,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师参加,鼓励大家反映问题,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离开了祖国,再大的事业又有什么价值?”

  1950年春,刘国钧冲破重重阻力,毅然从香港返回祖国大陆。他感慨地对夫人说:“离开了祖国,再大的事业又有什么价值?”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禁不住热泪盈眶,朝着罗湖桥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深深一鞠躬。

  他鼓励大成公司和三个厂搞好生产,为新政权的建立,奠定基础。在解放初期,积极认购公债,支援国家建设,配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积极推动公私合营。在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大成公司共捐献(旧人民币)50亿元,个人捐献2.65亿元,折算可购买战斗机3架半。他主动将留存于上海、香港的毛纺工业献给国家。他还自己出资购肥料和手扶拖拉机支援家乡农业生产,并出资赞助常州、靖江等地公益事业等。

  “自己在南京毛纺厂的投资和定息,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

  1952年6月,刘国钧赴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他的老友、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为了让刘国钧更加明确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和态度,特地推荐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的一次讲话要点让他阅读。他把在会议期间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想到的,全部溶化为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语言,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热烈的情感、质朴的表达、真诚的追求,受到了与会的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领导人和全体代表的热情欢迎。

  在选举领导机构时,刘国钧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这位驰名中华的富豪,开始步入领导全国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列。

  刘国钧为了支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冒着倾盆大雨,从常州乘火车到无锡,向苏南行署管文蔚主任递上一份书面报告,自愿捐赠一套从加拿大进口的毛纺设备;提议恢复生产灯芯绒,试制费用全部由自己提供,争取出口换外汇。

  管文蔚思考后说:“谢谢您对人民政府经济建设的支持。有关试制灯芯绒的事好办,我给常州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请他们具体落实。至于您贡献毛纺设备的事,不好办,因为,人民政府不可轻易接受工商业者馈赠的。”

  刘国钧诚心诚意地道:“我是特殊情况,应该特殊处理。抗战前,我打算将大成公司从全能棉纺企业,再向毛纺发展,办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纺织集团。可是,日本鬼子打破了我的理想。抗战胜利后,我从加拿大购置了8台毛纺机、2000枚粗毛纱锭和4台筒子车配套设备,准备创办毛纺厂。可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我的宏愿破灭。解放了,我一定要为共产党办成一家毛纺厂。”

  恳切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管文蔚的心,他破例地接受了刘国钧的请求,并问:“您看,这套毛纺设备,放在哪个城市合适?”

  刘国钧早有打算:“依我之见,常州、无锡、苏州都有毛纺厂了,放到南京最合适。因为,一是南京历来是帝王之都,纯粹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基础薄弱。解放之后,人民政府理应重点建设,改变其面貌,使中外人士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把国民党首都这个破破烂烂的消费城市,改造成工业门类齐全的生产城市,不须烦言,证明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管文蔚想不到刘国钧身为巨商,竟然有如此的高明见解,心里由衷地佩服。

  嗣后,历经周折,终于办成南京毛纺厂。刘国钧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很快使1000枚毛纺纱锭投入生产,生产日趋扩大,运转正常。刘国钧眼看企业的党政领导已经到位,就放心地向省政府移交,并书面呈报:自己在南京毛纺厂的投资和定息,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

  “积极争取大成公司早日公私合营”

  1953年9月7日,毛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中代表人物谈话,说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的问题。刘国钧亲聆教诲,他是第一次这么近地见到毛主席。

  刘国钧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座谈会后,在北京滞留了几天。挚友黄炎培找他促膝谈心,话题仍是毛主席讲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黄炎培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利用与工商界的特殊关系,积极引导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再次接见刘国钧,对他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返回常州后,刘国钧开始在大成公司内部酝酿申请公私合营。10月,他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大会发言中,他表示要积极争取大成公司早日公私合营。  他为了大成公司争取早日实行公私合营,不顾年老体衰,不顾疲惫乏力,穿梭般来往于上海、常州之间,与大成公司每位董事、监察人,进行磋商。

  1953年12月15日上午举行大成公司第18届第9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大成公司向人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推选刘国钧、谢钟豪、何乃扬、朱希武四人为代表,具体实施,并在刘国钧亲自主持下,起草了“公私合营书”,呈送常州市人民政府。

  1954年2月底,刘国钧被邀参加江苏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公私合营座谈会。在会上,江苏省委统战部长宫维桢宣布大成公司及三个工厂为全省首批公私合营单位。但是,落实公私合营出现了一只“拦路虎”。按政策规定,公私合营时公股的比例,不能低于15%,这一条硬杠杠一定要达到。于是,人民政府考虑向大成公司投资250万元,以取得公股比例占15%。但这笔钱需由中央和华东局加拨,否则,大成公司的公私合营就会推迟或落空。

  在此关键时刻,刘国钧挺身而出,向江苏省委表示:不需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用我自己的私股与南通大生公司的公股调换一下,大成公司的公股比例就解决了。

  刘国钧从常州赶往南通,与好友张敬礼商洽换股之事。当即,他们就以私营大成公司总经理刘国钧与公私合营南通大生公司总经理张敬礼的名义,向省委呈送一份联合申请报告,其中提出:由大生纺织公司(公股占40%以上)公股中提出9%,折合80万元,与大成纺织染公司私股相等价值的股票对调。这个方法我们主动提出,公私双方均不吃亏。这样,大成公司加上原来的代管股3.44%,公股比例可占15%左右,达到公私合营的基本条件。

  6月1日,在常州市人民政府礼堂,举行大成公司公私合营协议签订仪式。从此,大成公司及三个工厂正式公私合营。

  刘国钧顺应形势,敢为人先的独创精神,在江苏,在华东,乃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贡献甚少,地位太高”

  1954年4月,当选为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4月,民建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1956年8月当选江苏省副省长,1956年12月当选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委。刘国钧深感自己“贡献甚少,地位太高”。

  1955年,在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期间,刘国钧与全国工商界的部分头面人物,被毛主席再次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座谈会。毛主席要求大家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发人深思地说: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好的,将来一定可以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

  刘国钧、陆小波、张敬礼从北京回到江苏,三位工商界的巨头,分别在全省各地传达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6年年初,刘国钧参加江苏省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期间,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宽阔的草坪上,毛主席在陈毅、罗瑞卿的陪同下,与冷御秋、钱孙卿、刘国钧、陆小波、张敬礼等人一一握手。他紧握着伸向自己的大手,道了一声“主席好”。毛主席说:“我们之间更熟悉了,更加靠拢了。”一种幸福感,使他的胸间涌动起了阵阵抑制不住的暖流。

  毛主席在1956年12月5日、7日、8日,花三个晚上的时间,分别找陈叔通、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各省、市工商界代表谈话。刘国钧又一次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分析说:“全行业公私合营,谁也没有料到这样快,下一步的国有化就不要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都不利。……资本家也可以把定息作投资,继续开工厂。这叫新经济政策……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这样定息也有出路。”

  毛主席针对工商业者担心定息能拿多久的思想,向民建(一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确宣布:“定息时间七年为期,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能拖一点尾巴!”事实上,1962年定息期满后,政府又两次延长定息,直到1966年9月停发。

  毛主席的谈话,给刘国钧深刻的教诲,终身难忘。他曾公开表示,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日理万机,为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操劳,而每个月的工资是404.8元,我刘国钧的工资却有800元。我拿这么高的工资,实在感到惭愧。因此,从1958年1月起,我自愿把每月工资降为300元。同时,凡以我名义投资在各企业的定息一律放弃(他每年的定息收入是30余万元)。同时,他将珍藏的227幅古今名家字画,分别无偿地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和常州博物馆。

  “难道可以不讲经济效益吗?”

  江苏省人大一届第四次会议1956年8月在南京召开,刘国钧当选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当记者采访他,问及“对江苏的经济建设有何意见和设想”时,他快人快语道:“我以为,我省1955年决算的计划中所规定的金额没有用完,1956年上半年预算支出部分执行情况也不够好,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近来在上海看到在原有空余的厂房里,增添了22万纱锭。这样要比开办新厂投资少,利润多,成效快。我们江苏省原有纱锭70余万枚,我以为增加一倍,不为过分。因此,事半功倍,以江苏纺织业的以往经验论,不是虚言,而是事实。”

  在回答“全省纺织行业的前景”时,他说:“我省如能有计划扩展到150万纱锭,以本省产的棉花,由自己的工厂纺纱织布,印染成棉织品,除本省人民自用以外,尚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出口可供外销。如以这个工业的利润来说,连税在内,每年有4亿元以上的收获,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努力方向。”

  翌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对刘国钧的访谈。有人读了文章后,很不理解,说:“刘国钧作为副省长,还是没有摆脱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开口利润闭口税收,钻到钱眼里去了!”

  这些议论传到刘国钧的耳朵里,他泰然自若,理直气壮地说:“搞经济建设应该有经济头脑,我们办实业的人,不讲经济效益怎么行呢?我是个资本家,过去是为我自己赚钞票,可是,现在我的企业和国家合营了,图利的目的是为国家积累资金,支持重工业建设和发展,支持国防建设和发展,这有什么错呢?难道可以不讲经济效益吗?”

  “人老心不老,永远跟党跑”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新政权建立后的1950年11月,刘国钧即赴北京会晤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1951年2月,由黄炎培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在苏南地区筹建地方组织,刘国钧负责常州市分会的筹备工作,6月23日,民建常州市分会筹委会成立,被推为主任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撰写的《关于常州市染织业目前困难情形的反映》一文,既反映困难,也谈原因分析,恰到好处地提出对策建议,成为反映社情民意、参政议政的范例。他还建议创办常州纺织工业学院,培养人才。

  1956年6月,民建常州市委会成立,他卓有成效地领导民建常州市委的各项工作。

  刘国钧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中央纺织工业部的领导人专程登门拜访刘国钧,听取他的真知灼见,作为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的参考。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出谋献策,提倡养兔,提出办厂要“生产增良,清洁卫生,废物利用,价廉物美”四要点。

  十年动乱时,刘国钧先生亲笔书写“人老心不老,永远跟党跑”巨幅对联,悬挂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客厅中,以示坚定信念。他始终能做到自觉接受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始终牢记“听、跟、走”三个字——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这种信念、信仰,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之中。

  住院期间,他仍时时不忘祖国的四化建设,对前来探望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同志们说:“现在是我们为国家出力的最好时机。”并对亲人再三嘱咐:“你们要为祖国四化多作贡献!”

  后记

  位于靖江市的刘国钧故居,由旧居、敬修堂、善馀厅、事迹展览馆、国钧堂等部分组成。整座建筑回廊相连、天井相隔,疏密有致、浑然一体。1985年靖江县人民政府对刘国钧故居进行了修复。1986年4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 1997年被泰州市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被江苏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刘国钧入选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等13个部门单位联合组织开展评选的“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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